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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有际,思无涯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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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中兴路。

本文来源:《天涯》2007年第6期。

从中兴路到邮局



郑小琼

  我经常选择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,走路,从中兴路到邮局,准确地说是从初坑市场前的中兴路段开始,走路,大约一个小时左右,如果坐出租摩托车去,十四分钟,如果碰上红绿灯,可能要更久一点。我一般选择走路去邮局,然后坐出租摩托车回来。

  沿初坑村的小巷子出来,见老榕树,我常常会在老榕树下呆上一会儿,向前是黄麻岭,我曾在那里住过两年,写过不少关于黄麻岭的诗。向右,去东坑路口、大朗、辽步、东莞;向左,去东坑、中兴路、邮局、横枥。我在榕树下站了一会儿,向背后看了看,是小百货店与发廊。我是朝发廊里看,我看见了她们,穿着超短裙,紧身衣,脸上抹得雪白,口红,身材很曼妙,每走一步都会弥漫着一股妖娆的气息。她们坐在门口,朝路边望着,有的坐在屋里的长凳上,露出白晃晃的大腿。这家发廊里有七八个这样的女孩子,她们神色很暧昧,充满了一股肉欲的气息。这些出卖身体的女孩子,她们总会引起我的好奇,我常常会装着不在意的侧目瞅上一阵,我发现她们变化得很快,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换成陌生的面孔,她们留在我心中的就像发廊门的霓虹灯一样,闪烁着,飘乎不定的。然后,向左拐,几棵香蕉树,荔枝树,树荫下的自行车修理店,上面挂着轮胎、钢圈、钢线、车座、车锁、抽气筒,一块小木牌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的字“有自行车出售”,字是红色的,我曾在这里买过一辆自行车,七成新,三十块钱,没有骑多久,丢了,后来在另一个自行车修理铺前看见那车,与我同行的同事每次经过这个自行车修理铺时总要提起这段事,我脸红。

  再向前,初坑村治安队。每次经过这里,我总是小心翼翼的,害怕突然从里面走出几个治安队员拦住我,大声地叫道:“暂住证!暂住证!”我低着头,默不作声地走着。我被治安队查暂住证抓过三次了,留在心底的记忆,使我见到穿黄色制服,心里便会弥漫起一股阴凉。

  拐过治安队,我紧张的心便彻底的放松下来,我脚步有点快,五金店、百货店、纯净水店、理发店、鞋店、化州快餐店、品评川菜馆、湘菜馆、卖甘蔗的、卖水果的、烤红薯的、卤菜、五金模具店……一直到美惠购物超市,这一段路程大约七分钟,我很熟悉。我的工厂就在这段路中间一条向西的道路中间的初坑工业区里,沿路拐进去约二分钟路程,从工厂到老榕树,从工厂到美惠超市,都是五分钟,我走过上百次了。我会碰到不少工厂的同事,点头,招呼,去哪里?随便逛逛。更多的时候,我会注意商铺门面的招牌,宋体字、仿宋体、行楷体、草体、幼圆体、隶书……我分辨着我喜欢的招牌的字体,是行楷与隶书。在数十个招牌里,我只看见一个招牌是用的手写体,字写得很好,是一个酒楼的招牌。这是一个工业化的小镇,连字迹也似流水线一样规划了,标准,单调统一,追求机械似的和谐,它们守在铺面的上方,它预示着某种秩序。它们的呆板让我想起一个个打工者,像我一样胆怯,懦弱,屈从。我常常想从这些字间找到一些可笑的念头来。有一段时间,我一直认为这些字体间饱含着某种隐密性,进入到某种幻像之间,我知道这是徒劳的,这些事物之间的秩序如何?我不断地打量着五金店的螺丝、扳手、细圆铁具……水果店的苹果、梨子、桔子、香蕉……小饭店的菜谱、桌子、梯子、柜台……想象它们背后站着的人,理发店又换人了……我似乎窥探到某种秘密,然后把这些物像在我的内心与诗歌中留下它们的投影,让这些杂乱的事物在我的文字中找到秩序。更多的时候,我会思考着如果租上一个这样的铺面要多少钱,或者开这样一个五金店需要多少钱,我计算着自己微薄的工资需要存多久才能这个数字,结果常常令人沮丧。

  在沮丧中到了井美派出所。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曾给我写过的一段话“隔壁楼的井美派出所晚上一点钟上我二楼电脑房查暂住证,打我们房间铁门的声音比放炮还响,我反锁门就是不开,我女朋友吓得哭了,他们治安队叫着要拿梯子从窗户上爬进来,我铁了心,打烂门我也不开门,他们在楼底下打了三十分钟铁门最后离开,第二天叫我房东带我去把我好好骂了一场。”过派出所,我便会把这段话重复一遍,想起了这位朋友来,他已不在东莞了,去了苏州,他现在还好吗?我看了看那楼,五层高,底下是一个理发店,我曾在上面的五楼住过一段时间。碰到治安队的人在二三点时候敲门,查暂住证。我又看了看派出所的玻璃门。再向前走,建设银行。我又碰到了那个人,一个我无法估算出年龄的人,他像从泥土里钻出来的一样,头发、脸庞、劣质西装、裤子、鞋子全都沾满了灰尘,估计有几个月没有洗过了。他目光有些呆滞,盯着路上的人。在他的旁边,是一个同样像从泥里拖出来的牛仔袋,拉链开了,里面是一些衣服,脏,还是脏。他瘦得像一阵风似的。他坐在建设银行的门口,散淡的目光盯着路上的行人,只有一会儿,目光又枯涩了。我停下来,看着他,他来自哪里?为什么会这个样子,他要去哪里?他似乎感觉到我在看他,他挪动了一下身体,又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,缓慢地伸了一个懒腰,然后拖着那个肮脏的牛仔袋,边走边朝我看了一会儿,他脚步更慢了,走一会儿,停一下,像打量着什么。他是不是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啊?他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啊?他难道不会回家吗?我还在想,他朝我咧开嘴笑了一下,他的牙齿很白,他用黑黑的手指抠了一下因为沾满灰尘与泥而浆结在一块的头发。我朝他走近了一点,他走得更快,本来我想问他来自哪里,要到哪里去?直觉告诉我,他不会是路上的疯子,他应该是一个出来打工的人,还没有找到工作,也没有找到朋友,他的盘缠花光了,他回不了家,这样子,也没有哪家工厂会招聘他。他沿建设银行的门口,到了东莞证券的门口,又过骏发邮政代办所,他边朝前走,边朝我瞅着,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,过骏发邮政代办所,再向前是长江西服厂前面荒芜的空地,他停了下来。转过身来,又沿着台阶朝建设银行走去,我与他碰到了,近距离,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,青黄的脸似乎让刀子刮过似的,鼻子与颧骨在瘦中高耸了出来,一绺粘结在一起的长头发遮住了半边脸,脖子上露出一条条似蚯蚓的黑痂,在一呼一吸间,那条条蚯蚓蠕动着。你来自哪里?我走过去问了一声,他抬了一下头,目光显出了一点光亮,很快便熄灭下去了,低下了头,没有做声,朝着与我相反的方向走了。我再问了一句,你要到哪里去?他眼里露出了一片茫然,他拖着那个肮脏的牛仔袋继续朝前走,我把手中一块面包与剩下的半瓶水放在台阶上走了,我想,他不会回答我。我朝邮局继续走,过长江西服厂,我转过头,看见他正捡起面包与水在吃。我眼里突然流出了一滴泪,我知道他不会是疯子。一路上,我想起了吴昆,我的老乡,1996年的时候,吴昆来广东这边打工,钱丢了,也没有找到工作,一边捡垃圾,一边乞讨,走了八个月,从广东走回四川了,吴昆刚回家的样子就是他这个模样,回到家里,洗了六次澡,才洗干净。唉,他是不是另外一个吴昆,如果他是像吴昆那样落难了,我能不能帮他做点什么?我向前走,不断地回头看他。是的,他呆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?是等待一个人?还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,他会到哪里去,他会不会像吴昆对我说的那样,有很多次都迷路了,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几天,后来又返回来,吴昆跟我说着这些总是在流泪,他想问旁人回四川怎样走,朝哪个方向走?每个人都把他当成疯子,谁会相信这个人要走回四川,用脚一步一步地量回四川。别人告诉他去车站坐车,到哪个车站,然后可以坐到去四川的车,吴昆告诉别人,他要走回家,别人退后了半步,看了看吴昆,然后走了,扔下一句,原来是个疯子。吴昆碰过很多这样的钉子,他不敢再问别人,他沿着公路走。一个月后,他没有洗澡,没有洗脸,他身上肮脏得要命,他自己认为自己不是疯子,但是路人都以为他是疯子。吴昆一边走一边拾荒,遇到收破烂废品店,便出售捡来的那些破烂,但是收购破烂的人都认为吴昆是一个疯子,打他,抢他的东西。吴昆说着大声地哭了起来。我回过头看了一下那个人,他坐在那里,面包与水吃完了。我一定要问他一下,我转过身去,那人见我转过身,背着那个牛仔袋朝前走,头也不回。我再转身,朝着邮局的方向走,如果我从邮局回来,能再碰上他,我一定要问他。

  我这样一边走一边想,到了东坑车站。过马路,去车站,然后折进了候车室,去看车次,去湖南的车,郴州、常德、益阳、汉寿、蓝山、娄底、邵阳……去湖北的车,监利、黄石、襄樊、石首、恩施、十堰……去四川的车,南充、达州、营山、广安、宜宾……去河南,去江西,去广西。我一般会在车站走上一会儿,去车站的邮政报刊亭,看这里的《作品与争鸣》杂志是不是来了,这本杂志,我有时买,有时不买。我听见有人从我旁边走过,打着手机,说着广东方言,我来广东几年了,对粤话一句也不懂,但是我依旧从声调中感觉到这个女孩子在跟电话中的人吵架。我转过头,看见一位很时尚的女孩子,穿着低腰裤,紧身衣服,将身体该隆起的部位很夸张的凸了出来,上衣短了一点儿,裤子也短了一点,露出一大段腰肢。她转过身去,我看见一大段股沟露在外面,她高声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,步子很大,来回走动着。她每走一步,我都担心她的低腰裤会掉下来,髋骨部位的黑紧身裤随着步伐起伏着。我看见几个在候车的男人盯在女孩子露出来的身体上瞅着,我恨不得马上找件衣服将她裸露出来的身体部位包裹起来。她的声音越来越大,身体幅度也越来越大,我越来越担心她的低腰裤会掉下来,去深圳的车来了,她上车了。

  转过车站邮政报刊亭,我看见一个少女迎面走了过来,她背着一个大包,一手拖着一个皮箱,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塑料桶。她走一下,停一下,很吃力。我朝她走了过去,背上背着的包很大,半弯着腰,皮箱是银灰色的,拉杆也是银灰的,红色的柄,两个塑料轮子在地上滚动着,右手中塑料桶是天蓝色,塞满了装着鞋子的塑料,七八个红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塑料衣架,在铁丝钩上还压着一张竹席子,东西很重,她的脸憋得通红。她走一段又停一段,有穿着义务治安装的摩托车司机跟了上来,询问了一句,又开着摩托车走了。我经过她们身边,朝她看了看,她也朝我看了看,低下头,放下蓝色塑料桶,甩了甩手,半弯着腰,站在那里。我只看了一眼,便把目光移开了。她还在打量着我,她站起来,又拎起桶,我回过头,我的目光碰到了她的目光。她朝我笑了笑,她的牙齿很白,我也只是笑,然后她把目光投向远方,我也转过去。我又转过去,她正朝我看,我们这样相互躲闪,又相互追寻着,我朝南,她朝北,她没有走多远又停下,甩手,放下手拖箱的拉杆,放下蓝色塑料桶,我在想象着她桶里装着鞋子、洗衣粉、洗发水、碗、盆、勺子、牙膏、杯子,这些都用塑料袋装好,放在上面,如果她走得急的话,还有来不及晒干的衣服。我出厂的时候,就是她这个样子,拖着沉重的行李与疲惫,在路上走着。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谢湘南的一首诗来“在细雨中一个女子提着行李/她朝我走来,我刚吃过中午饭/她有点瘦,路显得有点宽/……/她们的细腰沉向一边/行李,一只箱子,过于沉重/我想走过扛起那只箱子/她的生活,但我们素不相识//很多次我就背着行李这样行走/在城市辗转,希望/一个女子迎面走来//”这首诗,我读过很多次,我每次背着行李时,便会想起这首诗,我不断地回头看她,她朝着与我相反的方向走去,我一直在想,她要去哪里?

  一直到我遇见这棵树,我才没有回头看那个提着沉重行李的少女。一棵很年轻的树,它被前几天的台风连根拔起,横卧在绿化带上,压着几株绿水仙。这是一棵从外地移过来的树种,像我们一样,都是外来者。根很浅,很小,黑黑的一团,根须多,很拥挤盘成一团,现在让风生生地从地里拖了出来,向路人展示着,这是一棵外来的植物。我突然有一种悲凉,是的,人活着,就像一棵树,要把根扎稳一些,扎深一些,这样才会不怕风吹,不怕雨打,活着,要有一个强大的根。根深,枝叶才繁茂,这是母亲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。说这话时,母亲总会指着院子里的那棵百年老槐树,你看吧,它的根扎得很深,所以才会长得这么高大,伸出那么长的手向高处抓着清新的空气,抓着最先到达的阳光,天空比大地爱干净一些,那些混浊的空气与阳光都沉在底下了,离天空远远的。在这个城市里,我何尝不是一棵外来的树,我像一棵浮萍一样在这个城市里飘来飘去,伸出细小的手想抓住点什么,但是我细小的手还没有挨着泥土,一阵浪打了过来,我又被吹走了。这些年,我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,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,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,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,玩具厂的装配工、家俱厂的统计员、注塑厂的啤工、五金厂的机器操作工、电子厂的车间管理员、五金厂的文员……我不知道以后,我还会在这个城市的哪个镇,哪个工厂,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。更不知道,哪场命运的台风,会把我像这棵树一样,连根拔起!这样的心情一直影响到我穿过十五分钟路程。

  世纪广场便在眼前,我曾在三首诗歌中写到的世纪广场。我会看广场上那些站在健身器材上的人,绝大部分像我一样是外来者,他们吊着、跑着、甩着、拉着,有的则沿着单低杆攀援着,有的在做引体向上,有的纯粹站着,没有动,嗑瓜子,聊天、阳光很好,照在他们的脸上。不远处的草坪的石凳上坐着不少人,背后是红色的钟楼,我看了看钟,十点过五分,我常常会注意那钟楼的尖顶,想起电影里的一个情节,一个人爬到钟楼的尖顶翻动着巨大的指针,我忘记了片名,也忘记了内容,只依稀地记得这些。钟楼的门锁着,但是有很大门缝,我探头探脑地朝里面看了看,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敲钟人,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广场周围有不少商贩,有卖水果的、卖甘蔗的、卖烤红薯的、掷圈中奖的、汽枪打汽球的……我经过时,他们总会说,一元十枪,一元十枪,烤红薯,新鲜的烤红薯,我看着那皱皱的淡黄的烤红薯,它们是不是新鲜?我为什么要想呢,我又不买。我继续朝前走,过马路,去家家乐商场停下,上三楼找书。余秋雨、鲁迅、冰心、《读者》、《知音》、《家庭》……我随便翻了一下,实在没有我想要的书,下楼,继续朝前走。

  从家家乐超市往邮局方向过一百米,东坑农信用社,我排队,在自动取款机前面,取钱,一百,二百。每次取完钱,我把钱向着那个针孔摄像头照一下,再照一下,我同事说她的朋友曾在自动取款机里取到过假钱,我不信,但是我还是得照一下。再往前,广东发展银行、中兴手机城、尚尔服装店。我拐进了东坑最繁华的地带了,一排排敞开着大嘴的时装店、鞋店、专卖店、化妆品店……人很多,相互挤着、压着。我总觉得这里的繁华不是属于我,空空落落的,找不到方向。在这个城市里,我是一个无根的人,如果不是需要买服装或者化妆品,我一定会选择快速地走,很快,像一条鱼一样不断从缓慢行走的人流游了过去。如果是买衣服,我会去原品,而买化妆品,我会去富华。其它铺面,我很少去的。十分钟后,我拐到了万盛购物广场,再向前行,有一个报刊亭。三年来,每个月我都会来这个报刊亭,买我想买的杂志,它们是《散文》、《散文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星星诗刊》、《诗刊》、《散文百家》、《散文诗》。跟我一起来的同事拐进了万盛广场。

  我穿过马路,到达了我要到达的地方,东坑邮局。星期天,邮局的人很多。我站在汇兑窗口前排队,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大约四十岁左右的夫妻,男的很矮,大约一米五多一点点,很瘦小,衣服很脏,看样子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打工者。他们瘦小得让我担心他们是如何扛得动生活的重担,一阵风就会把他们的身体吹跑得很远。他们交谈着,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。我站着,捏着手中汇款单,它们是我的稿费单,三十块、六十块、八十五块、四十块、十块、一百三十块。它们是湖北、湖南、长安、虎门、无锡、广州寄来的。汇兑的队伍很长。他们来自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重庆。跟我一样,胸前挂着厂牌,穿着电子厂服。五金厂、塑胶厂、玩具厂。灰色的、暗红的、淡蓝的厂服。三百块、四百块、一千块、六百块寄到他们来的乡、村、屯、坳、坪、坝、寨、畈、沟。他们高矮胖瘦不一、粗犷豪爽不一、细腻纤细不一、美丑漂亮不一。他们操着带有乡、村、屯、坳、坪、坝、寨、畈、沟的方言。他们排着长长的队,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……我数了一下,排在我前面有十六个人,我又向后看了一下,排在我后面的人更多了。我前面的那对夫妻还在交谈着,女的扯了扯男的,他们手中拿着是一张空白的汇款票据,那个男的看了看周围的人,走了出去,女的站在我前面,我看见那个男的走到黄色桌子前,拿起笔,在汇款票据上写字。我隔他大约有两米远,他拿起圆珠笔,像使尽了力气,在纸上划着,很吃力的样子,划了一阵,显然他写错了。他把汇款单揉成一团,用手抓了抓脑袋,又找了一张汇款单再写。他想了一会儿,又拾起那张被他揉碎了的汇款单,小心翼翼地铺开,朝纸上看几眼,再在新的那张写几笔,再看几眼,再写几笔。排在队伍中的女人看着她丈夫,眼里露出了一种羞涩。那个男的居然又写错了,他再把单据揉了一下。她移动一下脚步,看样子想去看看她的丈夫,她向前移动了一步,又看了看队伍,再站在队伍中,侧着身子,看着丈夫。前面只剩下四个人了,男的走了过来,把汇款单递给他的妻子。我顺便看了一眼,那张汇款单已经被他揉得皱巴巴的,蓝色圆珠笔字划得如同蝌蚪在蠕动,头大尾小,有好些地方因为用力过度,划破的纸,蓝色的字迹因为手指过多的涂抹而显得灰头灰脸。妻子从衣服口袋里抽了出来,是四张百元钞票,我这才发现妻子左手一直放在衣服口袋,原来是手掌里握着钱。他们把汇款单与钞票放在一块,我突然想起宋世安的诗句来,“你贴身捏出五张崭新的百元大钞,神情莫名紧张/我试图看看纸币是否滚烫,却遭受你怀疑的目光//你谨慎。你把钱数了又数。你没有放弃对任何陌生人的防范/我有点犹豫。我故作镇定转移目光。我后退几步让你安心”他们瞅了瞅周围,我退了半步。轮到他们了,我站在黄色的警戒线之外。

 郑小琼,诗人,现居广东东莞。主要著作有《夜晚的深度》等,曾在本刊发表诗作《深夜火车》、《动物》等。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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